七国集团推动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肥肥谁苦谁？

蜀哥董事

本题：翟东升：G7推动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肥谁苦？
(采访/观察者网刘惠)
观察网：这场酝酿已久的全球税收改革，欧美双方一直在博弈，这次又如何达成妥协？这背后是什么现象呢？
翟东升：这次加税协议的达成，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国内政治转型，二是国际税制改革的压力。
第一，由于美国两党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分歧，美国税收政策一直是随着政党轮替而增加税收，在减税的两端摇摆。共和政体的执政者倾向于减税，而自由党人倾向于增加税收。特朗普2017年税改大体上是给富人和企业减税，而拜登要想让税率回到特朗普税改前的水平，就必须对最富有阶层加税，并与跨国企业的国际避税行为作斗争。因此，对谷歌、Facebook等美国跨国垄断企业征收高税收是拜登税收改革的应有之义。
第二，对跨国企业进行利润再分配的征税权，以及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并非G7会议上的一项创新，而是经合组织税收基础削弱和利润转移问题工作组(BEPS工作组)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
2012年，二十国集团委托经合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小组，就国际避税问题进行调查，近年来，有关这一工作小组的研究成果也在进行之中。OECD在今年2月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主管会议上作了相关的工作报告，会后各国已宣布将在2021年中期前达成基于共识的全球解决方案。G7赶在G20之前达成一项小规模的协议，显然是给G20的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希望在谈判中占据先机。
达成这项协议还显示了新冠军杯爆发后美国经济的疲软。起初，美国希望达到的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率是“…”，甚至已经说服IMF总裁5月4日发表声明支持该方案。但是OECD计划中的最低企业所得税率为12.5%，与OECD成员国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正好相当。
美国政府在最后关头退出了谈判，要求将全球最低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至15%，并要求7国集团在一份协议中要求降低公司所得税。为了达到其政策目的，美国必须利用其外交手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多边主义外交。不像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外交”，自耶伦上任以来，财政部就积极参与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关于国际税收制度改革的谈判，并提出了“全球最少企业所得税”计划。
此外，耶伦还频繁在公共演讲中发出信号，显示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于2021年4月5日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上的讲话。在她看来，今天的世界与当时在全球灾难之后举行的长途电话会议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要求各国就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恢复全球经济进行协商。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基于美国“怀特计划”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获得通过，从此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他说，耶伦的比喻表明，本届美国政府将回归多边经济外交舞台的核心，重新领导国际经济和贸易改革。
实际上，耶伦今年一月上任以来，已经与英、法、德、意等国财政部官员以及欧盟高级官员举行了关于国际税收问题的会谈。世界范围内的税收制度改革。二月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电话会议上宣布，将致力于在2021年中期之前制定以共识为基础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计划。同时，拜登和耶伦也需要借助于这一机会，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向国内选民表明本届政府卓越的外交战略，以提振人心。
观察：七国集团就跨国公司征税规则达成协议，同意向跨国公司征收至少15%的企业税。这税率合理吗？最后确定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呢？
在全球范围内，15%的最低企业所得税看起来是较低的，除了税率极低的避税天堂受到冲击之外，对大多数国家的现行税法没有影响。但是，税率的确定仅仅是打击跨国避税的一个问题，如何确定税基范围还没有明确。比方说，企业利润不汇回本国无需缴纳税款，企业利润计算中也不包括补贴和减税。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真实税率水平。
这一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将减少避税港的生存空间，但这也是合理之举，因为税收应该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基础，而避税港本身就是“鸠占鹊巢”。对跨国科技巨头来说，提高税收当然会减少它们的利润，但相对来说，提高税收并不会改变它们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
因为垄断和寡头的存在，这些巨头可以将税收转移到供应商和消费者身上。但是，美国政府在提高税收的同时，还承诺将增加税收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公路、桥梁等，还将修建互联网基础设施等，这些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有利于科技巨头业绩的增长。
因此，科技巨头们对税收改革总体持支持态度，比如，Aathon的首席执行官JeffBezos就表示，税收改革计划所筹资金将部分用于更新、维护基础设施，这对Aathon庞大的销售网络大有裨益。
G7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G7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也是如此。
观察人士：在税收增加计划框架下，为全球企业税率设定底线，其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七国集团在算什么？
翟东升：拜登把企业所得税从21%提高到28%，这是他在国内税改计划中的一项，如果该提议获得通过并生效，政府最大的困难就是防止税收流失。根据税制基金会的测算，G7成员企业的平均所得税率为27.24%,OECD成员企业为23.51%。
在拜登税改法案通过后，美国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将达到32.3%，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的。虽然税收改革计划中有多个“兜底”条款，但企业选择在税率较低的国家注册却在所难免，FAANG(脸书)、Aason、苹果、Nython、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就是一例。
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提出了“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计划，希望结束过去三十年中全球各国税收逐底竞争，整顿避税港。据美国财政部估计，如果全球各国能够达成多边税收协定，拜登税改中的相关兜底条款能够顺利生效，打击跨国避税将在未来十年为联邦财政带来超过7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但是，这种设想是以国际税收改革谈判的成功为前提的，而且，美国政府目前希望达成的协定条款与经合组织正在讨论的方案相比，差距更大。
为争取国际税收规则的主导权，美国需要G7国家的支持，这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妥协。前几天，英国已经表示支持耶伦提出的“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计划”，这是英国对G7成员国态度的一次比较。但是6月4日，在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之前，英国财政部表示，除非白宫支持其打击美国科技巨头的要求，否则不会支持拜登总统倡导的全球企业所得税改革。达成最终协议，显然是美国让步的结果。
在法国以前发布的数字服务税法中，也包含了“日落条款”，即当国际税收协定能够涵盖数字服务税的内容时，自动取代法国国内的数字服务税法。
观察网络：拜登力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美国经济有何影响？
翟东升：拜登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遏制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美国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均现象在过去20年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加剧。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底层劳动阶层收获的只是一种“丧失感”：失去收入，失去工作，失去家庭。
各种资产的价格，甚至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随着美联储无忧无虑的量化宽松而上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中产阶层的减少和贫困使得美国社会的政治特征更加明显。